汉代公羊家从素王孔子—带罪作《春秋》—制义立法—拨乱反正—救时补弊—改制维新一路思考过来，通过突出假托性(假天、托始、借史、用讳、新王)、批判性(批判政治人物、品论政治历史、清议政治时事)、理想性(王道一统政治乌托邦、行权合道泛道德主义、春秋新王历史希望论、正本慎始价值纯正性)、当下性(认同实与、赞许行权、关注时统、推行改元)以及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实践性(解决政治问题、进行政治决策、推行政治改革、指导政治实践)，按照历史应然、政治应然、道德应然的要求阐发非常异义可怪之论，最终主张独尊孔子学说和儒家思想，并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整合其他学派思想资源，建构一套以王道大一统为核心的政治哲学，解决政道与治道等一系列问题，形成宗教、政治、教化为一体的政治文化，这样一个逻辑，确实凸显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经学化思维及其特点。
《周礼·天官·太宰》言：以经邦国。汉代公羊家充分运用这种思维方式来进行政治论证：王化孔子，托孔为王。
三是法、至道，这是从普遍原则和永恒精神而言。(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)作《春秋》，本是天子之事即王者之事，但孔子为了宣扬自己的王道理想不得已而带罪替王做事，因为这是僭越非礼，僭越非礼是孔子一生都反对的事情，所以孔子自觉有罪，说罪我者其唯《春秋》。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(同上)。吾道不行矣，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?乃因史记作《春秋》，上至隐公，下讫哀公十四年，十二公。《孝经正义》疏引皇侃曰：经者，常也，法也。
《公羊传》曰：克之者何?杀之也。《公羊传》昭公十二年：《春秋》之信史也。[14] 但宋江的性取向其实并非只有这一面，还有另一面：他时若遂凌云志，敢笑黄巢不丈夫。
[9]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。这分明是棒打鸳鸯，禁止梁山伯和祝英台谈恋爱，正如禁止罗密欧和朱丽叶谈恋爱。所谓人尽可夫，出自《左传·桓公十五年》记载的雍姬和她母亲的对话：（雍姬）谓其母曰：‘父与夫，孰亲？其母曰：‘人尽夫也。我是在梦中，在梦的轻波里依洄。
比如伟大的诗人屈原，最喜欢以美人自喻。时而又姓了原（原教旨儒家），时而又姓了后（后现代儒家）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[1] 李鸿章：光绪元年《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》。今天的儒家不仅妾身未明，更沦落到了人尽可夫的地步。[3] 这种孤独无依、彷徨无据的处境，有学者称之为妾身未明[4]。这里尤须注意：所谓春色不是别的，恰恰是现代价值。
……似乎名花有主了，实则水性杨花而已。儒家在取得独尊地位之前，原本是在野的，并不在朝。这种变性手术，似乎做得很早，早在那位始皇帝还只是秦王之前。义胆包天，忠肝盖地，四海无人识。
离愁万种，醉乡一夜头白。词中讲山东烟水寨，也颇有意思。
当代儒家正是如此尴尬。所谓妾身未明，出自杜甫的诗《新婚别》：暮婚晨告别，无乃太匆忙。
《楚辞章句·离骚序》说：宓妃佚女，以譬贤臣。……妾身未分明，何以拜姑嫜？根据诗意，在今天看来，该女子算是成婚了，怎么能说她的身份未分明呢？原来古代的婚礼，手续比较繁缛，新娘过门三天以后，告夫家之宗庙、祭夫家之祖坟，如此等等，以明其身，然后拜见公婆（姑嫜），这才算是正式成婚了。——汤武革命[16]，难道不是儒家的传统吗？ 不过，买春、嫖妓是需要谨慎的，弄不好恐怕会染上传统的梅毒、或现代的爱滋。行文至此，忽然想到：上面那些话，恐怕有过多的男权主义色彩，女性读者会不高兴。转自杨成孚：《〈离骚〉求女解新论》，《南开学报》（哲社版）1995年第5期。斯人既逝，吾身何寄？儒家在今天的心境，正如徐志摩的诗句：我不知道风，是在哪一个方向吹。
[2] 但儒家有别样的纠结：何去何从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比如今天有一部分儒家主张恢复古礼，诸如三跪九叩之类，在我看来，这就是染上了传统的梅毒。
本文开头说到，有学者也提到妾身未明。[2]生存还是毁灭，这是一个问题（To be, or not to be: that is the question）是莎士比亚的戏剧《哈姆雷特》中的一句经典独白。
但儒家没有陪葬同死、共赴黄泉。本来，帝国时代的儒学，那是妾身分明的，即所谓制度的儒家化和儒家的制度化[5]，也就是儒家和帝国制度的婚媾。
[8]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。然而很快就闹出了新婚别的变故，变成了21世纪的大陆新儒家，心里产生了一种要与民主与科学晨告别的冲动，于是就妾身未分明了。在我看来，今天的儒家，在帝国已逝、妾身未明之际，首先应该恢复自家的男儿身，恢复孟子那样的大丈夫本色，再像宋江那样发扬革命英雄气概，大胆地再买春色。[3] 徐志摩：《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》，原载1928年3月10日《新月》月刊第一卷第1号。
真正的儒家不是妾身，而是丈夫，是敢造反的，是要革命的。他这首词，全文如下： 天南地北，问乾坤何处，可容狂客？借得山东烟水寨，来买凤城春色。
[18] 叶适：《习学记言序目》卷二三，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247页。[15] 宋江自己要做丈夫，那么皇帝呢，又不能明媒正娶，而那个时代又没有婚外恋之类，就只能是他宋江买春的对象了。
[10] 这显然是一种精神上的变性、人格上的自宫。那咱就换一种说法吧：在这个男女平权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时代里，儒家是否男儿身并不要紧。
王泗原《楚辞校释》注高丘无女：女，美女，以喻贤者。唯其有如此这般的春色，才值得去买。中华帝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[1]，斯人已逝。据《宋史·张叔夜传》记载：贼闻之，皆无斗志。
而其选择委身于新外王，也就是选择和民主与科学举行暮婚。制度的儒家化恐怕意味着：帝国制度是儒家的儿子，而不是儒家的夫君。
比如宋江——历史上那个真实的宋江，就把自己去京城与皇帝勾兑比喻为买春，即今天所说的嫖妓。钱杲之说：女喻贤臣可配君者。
《宋史》：中华书局1985年版。质言之，那时的帝国就是儒家化的帝国，或者至少在形式上举行了婚礼，那就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儒家化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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